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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20 14:55:16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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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克里比报道

  他曾遭遇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火箭弹袭击,亲历了武装撤离的胆战心惊,也经历过斯里兰卡海啸的救援。在中国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中,像他这样有多国工作经历以及严酷环境考验的人并不在少数。 正是这些磨难以及他们不忘初衷的坚持与追求,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充满理想与经验的中国工程师。

  诸多磨难尽管在内心波涛汹涌,但信念却像暴风雨中颠簸船上的罗盘指针,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,这就是不凡之处。李敬军在海外工作18年,先后在孟加拉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苏丹和喀麦隆工作。工作期间,他曾遭遇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火箭弹袭击,亲历了武装撤离的胆战心惊,也经历过斯里兰卡海啸的救援。在中国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中,像他这样有多国工作经历以及严酷环境考验的人并不在少数。

  但正是这些磨难以及他们不忘初衷的坚持与追求,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充满理想与经验的中国工程师。对同行而言,他们做着平凡的工作,但对于我们而言,他们做着不平凡的事:长期在海外生活,对父母亲的孝道只能是多打几次电话,并不能“常回家看看”;对妻子儿女的关爱只能是“隔着屏幕”的对话。在海外的工程建设者中流传一个真实的故事:平日父亲只能在微信上与女儿对话,当他回家时,女儿见到现实中的父亲,无论如何都不肯相认,父亲把自己关到另一个房间中,隔着房门打开微信听到女儿喊“爸爸”,心都碎了。

  只有两条路可以通向远大的目标,并完成伟大的事业:力量与坚忍。他们经历了大多数人没有经过的,为的是最初的梦想,锲而不舍、默默坚守。面对工作的挫折与艰险,他们选择了责任;面对生活的考验与磨难,他们选择了坚守。

  李敬军1993年毕业于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(大专)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,1995-1997年工作于中国港湾孟加拉办事处;1999-2004年任中国港湾孟加拉SD 桥项目部商务部经理;2004-2005年任中国港湾斯里兰卡A5公路项目B标段、C11公路项目、POTUVIL海啸援助项目经理;2005-2006年任中国港湾孟加拉办事处副总经理;2006-2007年任中国港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二次进场项目经理;2010-2011年任中国港湾苏丹办事处副总经理;2011至今任中国港湾中非区域中心党总支书记、副总经理兼克里比地区项目总经理部总经理。

  两件难忘的事:瓜达尔港遇袭与斯里兰卡海啸救援

  《21世纪》:长期的海外经历,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?

  李敬军:参加工作后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。一是我们在瓜达尔港项目遇到火箭弹袭击。当时我参与了项目主体完工后的二次进场,因为机电设备安装还有一些收尾的事,公司就派我去了,不到一年就遭遇了火箭弹袭击。对方主要袭击一座山的取水处,后来我方发现了一个定时发射装置,目标就是我们的营地。当初建营地的目的是保证安全,2004年,我们有三名同事在路上遇袭身亡。就在半夜12时左右,一颗火箭弹打到水塔边上,引起了剧烈的爆炸,差一点就打到营地,我们因此躲过一劫。

  《21世纪》:二次进场有多少人?

  李敬军:那时候营地人很少了,只有十多个人。直到收尾工作结束后,我们仍然面临火箭弹袭击的危险,巴方对我们的安全特别重视,研究了几套从瓜达尔撤离的方案,一是派军舰从海上走,撤离到卡拉奇;另一个方案是派直升机,避免陆路的危险;最后一个方案是从陆路去瓜达尔机场,最终采用的是陆路这个方案。这是我第一次坐装甲车,虽然路途不是特别长,也是挺难熬的;车队最前面是警队摩托车,中间是装甲车,我们坐在装甲车里要带钢盔,殿后的是架着机枪的军用吉普车,路两边有警察站岗。我们最后撤退时一切都是不确定的,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。

  《21世纪》:陆上走其实很不安全。

  李敬军:不过,那天我们都非常感动。在瓜达尔那段时间,我们与港务局、项目相关的业主以及负责安全保卫的相关方面都相处得非常好,当我们终于到了瓜达尔机场时,包括警察局、安全部门、边防部队,还有海军的负责人,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列队欢送。后来,我们乘坐巴方海军的运载飞机到卡拉奇。临上飞机之前,所有人都是热泪盈眶,瓜达尔项目终于结束了,他们为了我们在这里顺利完成项目,做了很多的安全保障工作,付出了太多的努力,所以大家都很感动。

  《21世纪》:瓜达尔港二次进场你负责什么?

  李敬军:我是项目总负责人,主要是负责机电安装,项目最后的竣工验收,向港务局分项移交工程,以及做供水测试等等。2004年我在斯里兰卡,正好遇到海啸,那是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。

  《21世纪》: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你在斯里兰卡?遇到了什么?

  李敬军:我当时是在A5公路项目,在宝石城附近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。那是一个周末,正好赶上当地的一个节日,项目部带着大家去了科伦坡北边海边游览。12月26日早晨七八点钟,大家都起床了,有几个同事去海边散步,我和一个同事在房间的阳台上照相,发现潮水涨得很高。散步的同事说一开始没有太在意,随着潮水不断地涨,开始觉得不太对劲。这时一个同事在后面喊,快往回走。这时,木头已经漂浮起来了,潮水迅速地涨上来了。当他们往回跑的时候,发现已经跑不到酒店了。酒店和海滩中间有一些小树,他们跑到那里都爬到树上了。一会儿的功夫,潮水就把游泳池给淹了,直接冲到了一楼的房间里,就听见酒店一楼的窗户玻璃霹雳啪啦碎了,还有人们的尖叫声,此时手机就没有信号了。我赶快组织大家往楼顶上跑。也是万幸,我们这边没有遭遇巨浪。潮水慢慢退去后,我们从房顶下来,发现一楼一片狼藉,沙发、床垫等全都被冲出去了。我们赶快集合队伍迅速撤离。撤到停车场时,发现水都已经涨到车轱辘上面了,再涨一点发动机肯定被淹了。

  《21世纪》:如果是在南部海啸重灾区就非常危险了。

  李敬军:刚回到驻地,随即接到通知,让我负责带队去一个小岛上进行援助工作。这个小岛面积不是很大,有一座水泥桥和陆路连接,桥被冲断了,印度政府派了工兵帮助架钢架桥,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把桥两边的路基做起来。我带了项目部一个当地的施工副经理先期考察情况。真是惨不忍睹,空气里全都是尸体的味道。那天又下大雨,好不容找到一个民房驻扎下来,就马上开始调设备,找石头找土填塌陷的地方。那段时间,太阳把我们晒得跟黑猴似的。但那一段时间也挺自豪的,印度派了工兵架桥,加拿大派了部队联接交通,美国派了一艘小航母到附近用黑鹰直升机运物资,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志愿者也去了,我们是中国的代表,觉得挺自豪的。大家合力进行援助。

  四海为家,选择这份工作就选择了一份责任

  《21世纪》:A5项目结束后,你又调到哪里去了?

  李敬军:后来调回孟加拉吉大港,从吉大港回国工作是应该是2005、2006年,然后就是刚回国不久就去瓜达尔二次进场。2007年在国内,2009年我父亲去世。我和父亲的感情很深,从小我的父母分隔两地工作,我母亲毕业于河北农大学植物保护专业,她在张家口工作,我的父亲是老师,在河北滦县工作,我妈是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,所以我从小在北京的姥姥家生活了一段时间,之后就跟我父亲在一起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,就在地震之前,我妈探亲来到滦县看我们,不知道为什么,我哭着闹着非要跟我妈走,结果就去张家口了。没多久发生了唐山地震,我妈为得到父亲的消息都快急死了,好在我父亲住在学校,房子和窗户门框都变形,但是没有塌,躲过了一劫。后来我考上大学,毕业之后分回北京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我和父亲在一起朝夕相处了10多年,所以父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。

  父亲去世20天后,201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,我就去了苏丹。临走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,北京空空荡荡的家就剩我母亲一个人,有什么事情只能她自己料理自己了。我妈今年71岁,作为儿子,什么忙都帮不上,我感到特别内疚。

  我在苏丹办事处配合总经理工作,当时的项目主要是在苏丹港,并已经开始筹备喀土穆新机场项目。苏丹是我们港湾的老牌办事处,港湾成立之后没多久就有苏丹办事处了,业务一直在持续。虽然单体项目规模不大,但是意义在于怎么进行持续发展,我们怎么帮助业主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,同时我们企业也能够实现生存和发展。我在苏丹工作了一年。主要是配合那里的同事管理经营,开拓市场,进行在建项目管理,期间也去邻国厄立特里亚开拓市场。

  《21世纪》:你的经历真是挺丰富的。

  李敬军:毕竟在港湾从1993年到现在23年了,海外工作也10多年了。2011年春节过后,我回国休假,在迪拜机场转机的时候接到公司领导电话,说克里比深水港项目要上了,派我做项目总经理。我休假20天左右,之后回苏丹做工作交接,就来到克里比深水港项目。

  《21世纪》:所以我们觉得你们快成半军事化了,基本上一个工作完就转移战场,而且说实话是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吧,一直在很大压力下工作。

  李敬军:做项目就是这样,因为项目结束我的工作就结束了,在办事处或者在中心本部相对来讲会稳定些,我也不知道这种工作生活、这种节奏还要延续多长时间。其实也挺想早点回国稳定下来。不过,选择了这份工作,在享受自己努力后获得的成就的同时,更重要的就是要负起一份责任,这是任何时候不能忘记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,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公司领导对我的信任和能力的认可。对于我个人来讲,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。在克里比深水港这个项目之前,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项目,项目本身5亿美元,加上高速公路又是5个多亿美元,还有一个进场道路4000万美元,马上克里比港口二期开始,又是7个多亿美元,加起来一共18亿美元。好在不是同时开工的。对我个人来讲,就是要服从公司的安排,因为做了这个职业就要敬业,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,这是应该的。

  《21世纪》:十多年来一直在东奔西走,你们这样的工作会不会遇到婚姻危机?

  李敬军:我今年44岁,我们常年在外,肯定会遇到婚姻问题。不避讳地讲,我已经离过两次婚,常年在外肯定是主要因素。比如1995年我第一次结婚,那时候在孟加拉工作,出去之前认识了当时的女朋友,1997年时,对方就有些承受不了了,让我必须回国工作。后来跟公司提出申请,我就回国了,但还是离了。之后有了第二段婚姻,但是1999年又要被派出,关系还是没有维系下来。从女方来讲,主要的诉求就是这个男人家里的什么事都管不了,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如果再遇上生病更会加重孤独感。第二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。每次探亲一个月,回来的时候有陌生感,刚刚熟悉起来就又走了。我能理解。

  《21世纪》:有没有孩子呢?

  李敬军:我没要小孩。后来,与第二任妻子也没有要小孩。之后是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,我们现在没有自己的小孩,她也是离过婚,有一个女儿。

  我是两方面考虑,第一是面对现实,我还是要长期驻外,有了孩子也照顾不了。第二,妻子带来一个女儿,就把她视如己出。其实也是很害怕再受伤,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十分的信心,毕竟离婚两次了。所幸的是,现在我们还比较稳定,能够互相包容、理解、支持。我妈非常理解我,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抱孙子的事,这让我心里更加难受。实际上在海外工作,婚姻是一方面,还有老人。我妈前些年能跑能动的时候,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兴趣,喜欢旅游,我就尽力赞助她,让她开心。上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跟我妈聊天,虽然您挺独立,不愿意请阿姨,但岁数也越来越大了,有些事还是要提前考虑,关键是一个人也不安全,等到出问题的时候再琢磨就来不及了。我想不外乎两条路,一是跟我们一起过,严格地说是跟我现在的妻子一起过。实打实说,虽然媳妇对我妈特别好,但是我总也不在,把照顾老人的事情都让她承担,这难免不太好;另外一条路就是送到养老院。

  《21世纪》:你觉得还能在海外工作多少年?

  李敬军:我个人的想法是,怎么着也得把克里比深水港二期和高速公路搞得差不多,对公司有个交代。差不多应该是在2019年,到时候也快50岁了。我也想和母亲、妻子在一起享受享受生活,岁数再大想跑也跑不动了。

  作者:赵忆宁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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